河南新闻资讯网

您现在的位置是:主页 > 社会 >

社会

彭春凌: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原作底本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21-01-08 19:03社会 评论
年,《昌言报》连载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含《论进境之理》《论礼仪》两文。二者均出自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原篇名分别为《论进步:...

  年,《昌言报》连载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含《论进境之理》《论礼仪》两文。二者均出自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原篇名分别为《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礼仪与风尚》。太炎迻译《斯宾塞尔文集》是社会进化学说早期影响于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事件。之前学界未将《斯宾塞尔文集》所据原作底本当作一个学术问题予以关注,故所据斯氏原作与太炎译著之真实底本相比,有或多或少的差缪。将太炎译文与斯宾塞原作对读,可最终确认:经斯宾塞本人同意,曾在美国发行,《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第一卷,乃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斯宾塞本人前后期的思想有所变化,这体现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斯氏著作中。因此,确定太炎译著的原作底本,为进一步剖析斯宾塞思想究竟在哪些层面以及如何影响了章太炎,乃至深入晚清相关思想史,奠定了扎实的立论基础。

  关键词:章太炎;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曾广铨;《昌言报》;进化论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是英国十九世纪后半叶以“进化”为主题的哲动的知识领袖[1],其进化学说对中国近现代影响甚深。严复和章太炎都不是最早引介斯宾塞学说的中国人。在他们之前,颜永京就译有史本守《肄业要览》,其原题为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什么知识最有价值?》)[2]。1889年,上海格致书院春季格致科由李鸿章拟定的考题,便是西方格致学从希腊“阿卢力士讬德尔”到英国的“贝根”“达文、施本思”的发展情况[3];而钟天纬的答案颇中肯綮,亦显示彼时有相当了解斯宾塞的中国学者。1895年,严复《原强》大为推崇锡彭塞的“群学”[4]。1897—1898年,先是严复在《国闻汇编》一、三、四册上刊发译自《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的《斯宾塞尔劝学篇》(大致为《群学肄言》第一篇《砭愚》);之后,《昌言报》一至八册(第七册未刊)连载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含《论进境之理》《论礼仪》两篇作品。“史本守”“施本思”“锡彭塞”“斯宾塞尔”等,均为“Spencer”之音译。后来中文世界对Herbert Spencer的译名逐渐稳定为“斯宾塞”[5]。而中国知识界关注斯宾塞的焦点也从颇有洋务运动色彩的“格致”,渐次转向社会进化、变革等契合戊戌维新变法的命题。以翻译斯宾塞为嚆矢,在十九世纪末,严复与章太炎推动社会进化学说叩开中国知识界的大门[6]。

  《斯宾塞尔文集》对章太炎早期思想的影响,学界评价极高。如谓章氏早期代表作《訄书》《儒术真论》的整个知识图景,包括“宇宙和生物进化学说”,“文化和文明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古代神权与王权、语言和文字、法律与诸制度、宗教、各种礼仪风俗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变革、变法的理论和历史实践”,均受到斯宾塞之启迪,其文化观是以斯宾塞学说为起点而形成的[7]。章太炎不懂英文,文意的绍介依赖另一名译者曾广铨[8],但译文遣词用语、凝合成完整的思想表述等,显然都笼罩着章太炎的色彩,与太炎同期作品的思想倾向及语言风格高度吻合[9]。太炎不仅是域外思想的迻译者,而且是思想的生产者,斯宾塞学说不断介入他之后的思想发展。相较于单纯贯通文字的曾广铨,此前研究几乎都从思想家章太炎一侧来考察此次译介及其影响,因此本文也常以“太炎译”来指称曾、章的合译行为——太炎之迻译斯宾塞,与林纾之迻译西方小说,形式上颇为相似。

  章太炎与曾广铨合译《斯宾塞尔文集》所含《论进境之理》与《论礼仪》两文,均出自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原篇名分别为《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及《礼仪与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这是可以确认的事实。然而之前学界并未将《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作为一个问题予以关注,往往只是随机选择手边的《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或者斯宾塞其他选集,将它默认为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所用底本。此前关注章太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问题的有姜义华、黄克武、韩承桦、王天根等学者。姜义华《章太炎评传》交代太炎译著之原作底本云:“昌言报馆所购得的《斯宾塞尔全集》,是伦敦一三年出版的《Mr. Herbert Spencer’s Works》。”[10]韩承桦《斯宾塞到中国——一个翻译史的讨论》,与黄克武、韩承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及其影响:以严复与章太炎的译作为例》,在涉及《斯宾塞尔文集》所收《论进境之理》的原作底本时,在注释中均注明:“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New York: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6), Vol.Ⅰ”;又谓《论礼仪》出自斯氏《论文集》同一版本之第三卷[11]。王天根《严复与章太炎社会学思想的对峙与交流》《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两文,自述所参考的原作是“Herbert Spencer, Spencer’s Essays,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 First issue of this edition, 1911, Reprinted of this edition, 1941;1966”[12]。这些选择往往是有差缪的,即便正确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事实上,《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一书由斯宾塞本人认可或修订的几个版本,跨度有数十年,改动甚大。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讨论太炎译文与斯宾塞原文的差异,剖析斯宾塞思想究竟在哪些层面以及如何影响了章太炎,把握中国知识界初期如何理解和接受社会进化学说等,确证太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所据原作底本是必需且首要的研究工作。

  本文厘清了《斯宾塞尔文集》所含文章之数个原作版本的流变,明确各版本的异同,将太炎译作与斯宾塞原作逐句对读,最终确认:经斯宾塞本人同意,曾在美国发行,1868年由英国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引入重印的“铅印版”《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第一卷,乃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与该版在分段、文字上有区别的,是最早结集出版的《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第一卷1858年版,以及经斯宾塞本人晚年大幅度修改的1891年“图书馆版”[13]。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包含两篇文章:《论进境之理》与《论礼仪》。《论进境之理》对应的原作是《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最初刊发于1857年4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论礼仪》对应的原作是《礼仪与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最初刊发于1854年4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1858年,这两篇文章和斯宾塞另外6篇大论文、9篇小论文一起,被收入伦敦Longman出版社发行的《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本文有时将它简称为《论文集》),该集中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只对原刊本进行了部分文字订正,《礼仪与风尚》则在原刊本基础上增加了少量内容[14]。由于斯宾塞之后陆续发表大量各种主题的论文,1863年,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推出《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第二个系列,亦即第二卷。因此,1858年出版的《论文集》又被称为《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第一个系列或者第一卷。1875年,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又推出《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第三卷。这就是斯氏《论文集》三个卷次的最初来源。

  1898年《昌言报》第一册在第一次刊发译著《斯宾塞尔文集》时,登《本馆告白》曰:“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夥,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环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15]很明显,《昌言报》选择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及《礼仪与风尚》之原作底本,不是发表于《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原刊本,而是斯氏《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告白》所谓“觅得其全集”云云),特别是和该书第一卷相关。

  《论文集》第一卷1858年首版后,历经变化。由于伦敦1858年出版的第一卷和1863年出版的第二卷售罄,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1868年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直接引入美国发行的《论文集》第一、二两卷之“铅印版”。美国版《论文集》第一、二卷和之前伦敦出版的《论文集》第一、二卷在编排上有较大调整(涉及篇目、文章分段以及页眉解说)[16],其中《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礼仪与风尚》两文便是如此。就是说,这两篇文章,1868年版与1858年版在正文文句上没有变化,变化只出在篇目编排、文章分段及页眉的解说上。在1858年版《论文集》第一卷中,《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及《礼仪与风尚》分别被排在第一篇和第三篇,中间的第二篇是《铁路道德与铁路政策》(Railway Morals and Railway Policy);而在1868年版的《论文集》第一卷中,二者分别被排在紧邻的第一、二篇,《铁路道德与铁路政策》被从第一卷撤出,挪至第二卷,被编为该卷第七篇。且在1868年版中,这两篇文章被重新分段,段落较1858年版变得更多。除此之外,1868年版在每个单数页页眉处拟加了小标题,提挈这一部分的内容,为1858年版所无[17]。总之,两文之1868年版与1858年版在内容上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其外观和形式。

  两文内容出现重大调整的是1891年版。该年,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推出由斯宾塞本人修改校订的三卷本《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并在扉页上标明“图书馆版”(Library Edition)。1996年,Routledge/Thoemmes出版社(在伦敦、纽约都有发行所)重印了1891年版的三卷本《论文集》,这也是当前各大图书馆通常收藏的版本。1891年版的三卷本《论文集》增加了1882年之后作者的七篇新论文,其他文章以附言和跋的形式增添了内容,有些新增内容甚至与原文篇幅相当。此外,各篇文章均增删了段落,调整了参考文献和引文,文字也再次作了校订。该版三卷一共收入43篇文章,斯宾塞兼顾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以及主题上的关联性,对各卷篇目作了全新编排。其中,第一卷12篇论文,主题是“以一般或专门的方式讨论进化观念”(essays in which the idea of evolution, general or special, is dominant);第二卷16篇论文,“主要处理哲学问题、抽象或具体的科学问题以及美学问题”(essays dealing with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with abstract and concrete science, and with aesthetics),虽然这些论文都持“心照不宣的进化”(tacitly evolutionary)立场,但它们体现的进化主义观点呈现为“附带而非必然的特征”(an incidental rather than a necessary trait);第三卷15篇论文,“有关伦理的、的和社会的”主题(the eth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essays),这些文章的大多数也都是“以进化的立场来书写的”(written from the evolution point of view),但它们往往出于更即时的目的,从直接的实用角度对这一学说进行阐述。在每一卷中,各篇论文则基本遵循时间顺序编排[18]。

  在1891年版《论文集》中,《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礼仪与风尚》两文不仅文字内容有很大变化,而且不再属于同一卷。前者被编为第一卷之第二篇,该卷第一篇是作者更早的论文,即1852年发表的《发展假说》(The Development Hypothesis);后者则被编为第三卷第一篇。单这种编排形式,该版就和1868年版两篇文章作为第一卷第一、二篇的情况截然不同。

  以上是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两篇作品之原文在1858、1868、1891年斯氏《论文集》三个版本中的总体流变情况。

  由于1858年版、1868年版在文字上几乎没有差别,这里先拿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论进境之理》,分别比较1868年版、1891年版之斯氏原作《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笔者发现,至少有七处涉及人、地、物等具明显特征的内容,同时出现在太炎译文和1868年版原作中,而没有出现在1891年版斯氏晚年修改的同一作品中[19]。这七处内容分别如下: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地学家云,地球之初,化镕之流质也。故今时下于地面十数里,犹有阴火潜蛰,其土壤尤若流质焉。”(《昌言报》第一册,第3页)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其后支流余裔,日以繁赜,记动静者,析动静为二;记名物者,分虚实为二。其气之缓急,时之先后,事之等级,物之盈歉,又各为标识,则又有以连语譬况者,有定其形势审其位次者。有助动静附动静代名物者。辞气既备,人始得以言道意,大抵语言文字之变愈繁,其教化亦愈文明,英国所以表西海者,其以此夫。”(《昌言报》第二册,第67页)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则声音抗坠,筋骨廉制,皆于是乎出;然非祭与战,莫适用也。”(《昌言报》第二册,第70页)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每岁喜罗必举歌舞礼,犹太王答非,尝躬与跳舞,以昭事灵爽。希腊盛时,斯礼犹在。”(《昌言报》第二册,第70页)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白尼氏曰:上古之乐,木杖革鼙以为节奏祖,故其音专壹,命曰孑声之乐。”(《昌言报》第三册,第137页)

  斯氏1891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在举了工蜂幼虫的例子后,全部删除了关于绦虫的段落。(p.48)

  译作《论进境之理》对应部分作:“绦虫之卵,自烦气生者也,其在胃胵,则为袤形矣;窜逸之他,则为圆形矣。其形之短长既殊,其质性亦殊。非审于虫学者,必二物视之。”(《昌言报》第四册,第202~203页)

  上面七例中下画波浪线的文句,都出现在斯氏1868年版《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的原作和曾、章所译《论进境之理》中,而没有出现在1891年斯氏修改版中。事实上类似内容远不止这七处,但是,这七处涉及如下具体的人名:(5)David(译文作“犹太王答非”)、(6)Dr. Burney(译文作“白尼氏”);地或地名:(1)at the distance of a few miles beneath its surface(译文作“今时下于地面十数里”)、(2)English language(译文作“英国”)、(3)Egypt and Assyria(译文作“埃及、阿西利亚”)、(5)Shiloh(译文作“喜罗”);事物名称:(4)war or sacrifice(译文作“祭与战”)、(7)tapeworm(译文作“绦虫”)。这些对象及其相关叙述如果未在原作底本中出现,译作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勾连上下文而将它们想象出来。至此,译作《斯宾塞尔文集》之原作底本为斯氏《论文集》1868年或1858年版,而非其1891年版,已是无可置疑的了。

  那么原作底本究竟是斯氏《论文集》1858年版,还是其1868年版?如前文所述,1858年与1868年两版文字内容虽然相同,但是分段不同。观察《论进境之理》的分段情况,最终可以判定,译著《斯宾塞尔文集》的原作底本并非斯氏《论文集》之1858年版,而是其1868年版。

  译著《斯宾塞尔文集》,特别是《论进境之理》一篇,相比于原作,做了不少删改,也有一些内容没有翻译。但它基本是按照原作顺序逐段翻译的,并非选译或节译,几乎原作每一段落,译者都进行了翻译处理。

  译著《斯宾塞尔文集》与斯氏1868年版原文在分段上如此大范围契合,不能用偶然相似来解释,只能归结于其所据原作底本的段落排布本来如此。《斯宾塞尔文集》所据原作底本是1868年版,而非文字内容与它相当的1858年版,至此已十分显豁和确凿。

  根据斯宾塞自己的说法,“铅印版”《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第一卷原在美国发行,1868年由英国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引进,重印刊布;该版1868年后又有重印[25]。虽然不能确定曾广铨、章太炎手中用书,究竟是该“铅印版”之前在美国的印本,还是1868年伦敦推出的本子,抑或1868年版后来的重印本,译著《斯宾塞尔文集》所据原作底本与1868年伦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发行的“铅印本”完全相同,都是确凿无疑的。这也解释了为何《斯宾塞尔文集》最先翻译的,是《论进境之理》与《论礼仪》两篇。只有在1868年版斯氏《论文集》第一卷中,它们对应的原文《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礼仪与风尚》才紧邻排布,分列第一、第二篇,曾、章两人不过是按照原作底本中的文章顺序依次翻译而已。可以设想,如果时局平稳,他们也许会顺次将整部《论文集》译出。1898年9月戊戌发生,章太炎受党祸牵连,避走,《昌言报》在刊行十册后戛然而止,《斯宾塞尔文集》的后续翻译难以为继;此后,章太炎所受域外思想逐渐从西学向东学转移。《斯宾塞尔文集》之翻译工作的“不正常”终结,其实象征着太炎思想新的发展时期的开始。

  《斯宾塞尔文集》原作底本的发现,可以纠正此前相关研究的如下差缪:第一,有的学者误以1891年版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为译著《斯宾塞尔文集》之底本,因而忽略了该版从内容到形式与太炎译著线年版)的差异。第二,有的学者以1911年首版的斯宾塞论文选本《斯宾塞论教育和相似主题的论文集》(Herbert Spencer Essays on Education and Kindred Subjects)为太炎译作之依据,进而展开比较研究。经笔者对比,这一选本所收《论进步:其原因和法则》及《礼仪与风尚》两文,碰巧出自1868年版的《论文集:科学的,的和推断的》,但该选本是流而非源,且1898年进行翻译工作的曾、章断无可能“穿越”到将来的1911年来选择底本。以1911年选本作为观照太炎译作的依据,碰巧使用了较为正确的选本,却忽视了斯宾塞几次修改文章的前因后果及其背后的思想变动。并且,1911年选本所收《论进步:其原因和法则》《礼仪与风尚》两文,内容虽来自斯氏1868年版的《论文集》,却删除了该版每个单数页页眉的小标题,终究不是原作底本的本来面目。因此,研究太炎迻译《斯宾塞尔文集》的相关问题,1911年的选本并非理想的原作依据。

  1857年,是斯宾塞思想发轫期的代表作,它的观点和例证最终都融入斯氏十卷本《综合哲学》中提纲挈领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1862),浓缩式呈现了斯氏进步哲学的整体设想[26]:从天体、地质、生物的演化发展,论及人类社会以及文明诸表象的演变进步(涉及语言,文字、绘画、雕塑,诗歌、舞蹈、音乐,艺术、科学、工业等),归纳这些进步背后共同的法则和原因。严复谓“斯宾塞氏此篇之论,乃其少作,为天演先声,全书嚆矢”,该篇“欲牢笼万化,并为一谈”[27]。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对《论进境之理》最为用力。斯氏该文多次推荐星云假说,演绎基于机械论(Mechanics)的宇宙观念图景,凡此均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章太炎,在传教士西学的呼应下,助成了太炎早期的宇宙观。太炎对斯氏描摹的原始社会,尤其是源于宗教的文明演变,兴趣十分浓厚,他依照这一观念框架,征引中国经典,全新阐述了六经“史”的意义。而涉及种群、语言进化的译文最明显地介入了他自己的著论。凡此方方面面的影响,需另外撰文详论。无论如何,论定太炎译文之原作底本,都是展开研讨的第一步,甚至是整个立论的基础。今暂扼要提示如下:

  1868年版的正文内容与1857年原刊本无异,差别主要出在1857年原刊本与1891年修订本之间。英国知识界在这三十几年间发生了深刻变迁,令斯宾塞必须就自己的核心观念作出调整或回应。例言之,1857年斯宾塞写作、发表《论进步》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尚未问世,《论进步》所持的是拉马克主义“获得性性状遗传”(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的理念。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达尔文所倡生物进化原因在“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观点逐渐蔓延开来。在1891年版,斯宾塞以注释的方式,回应了如何把“自然选择”的理念纳入自己原先对生物进化的判断中[28]。太炎翻译斯宾塞的时间是1898年,此前此后,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诸家论说通过各个渠道(诸如英译中、日译中或者转述),混杂不清、叠床架屋般传到了中国。之前相关的研究一般以为章译的原文底本是1891年版,其实只有回到章译斯宾塞1868年的原文底本,才能明了太炎早期思想,包括社会进化在内的观念,究竟有哪一些可以真正归到他直接“接触”的斯宾塞头上,并弄清拉马克主义“获得性性状遗传”的理念如何在清末思想界发生效力。

  [29]。这种变化也部分见诸《论进步》1857年原刊本与1891年版的差异之中。1868年版论及语言进步时,斯宾塞有些骄傲地称:“并且,可以顺带地说,由于具备在功能上更大程度的细分和完备性,英语语言是胜过其他所有语言的。”斯宾塞晚年对自己原来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稍觉羞愧,这句线年“图书馆版”《论文集》完全删除。然而太炎译文所用原作底本却是1868年版,他将此句译为:“大抵语言文字之变愈繁,其教化亦愈文明,英国所以表西海者,其以此夫。”该译文反而强化了英国作为文明最高国的优势所在。此段译文后来又进入《訄书》初刻本《订文》篇,激发了太炎格外强烈的奋起直追、变革文字的诉求。

  年章太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其所用原作底本为“铅印版”的1868年斯氏《论文集》第一卷。这意味着,在斯宾塞晚年思想发生改变并影响于他修订过往作品的时期,章太炎接受的却是斯宾塞早年思想的影响。这种历史错位造成的思想张力,特别值得留意。

  一言以蔽之,确定太炎译著的原作底本,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太炎思想乃至晚清相关思想史奠定了扎实的立论基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英]史本守:《肄业要览》,颜永京译,上海:美华书馆,光绪八年十月。《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是斯宾塞关于教育学的论文,该文论证“科学”才是最有价值的知识,颜永京提挈其意为:“总而言之,不拘归于何用,格致学最为汲汲耳。”(《肄业要览》,第53页)

  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丙戌至癸巳年分类汇编)第二册《格致类》,光绪戊戌年(1898)仲春上海富强斋书局仿足本重校石印,第8页。

  严复:《原强》(1895年),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6页。后来的《原强》修订稿(1901年)将“锡彭塞”改译为“斯宾塞尔”(《严复全集》卷7,第24页)。

  在严译、章译之后,《万国公报》第121册(1899年)刊有企德原著、李提摩太与蔡尔康编译的《大同学·今世景象》,内称“英国才人施本思,或译作斯宾塞尔”,第128册(1899年)所刊李提摩太、蔡尔康《〈性理学列传〉小序》谓“英人施本思”,表明彼时两种译名都被承认(参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12页、658页)。而《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册(1903年)有彗广的《大哲斯宾塞略传》,此时译名殆已稳定为“斯宾塞”。

  董家遵:《清末两位社会学的先锋——严几道与章炳麟》,《社会研究》第1卷第3期,1937年1月。该文较早并称严、章为清末社会学先锋,此后关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史的著述大体也承认这一定位,如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参阅姜义华《章太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7~39页)、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年第2期)。

  曾广铨幼年随父亲曾纪泽在英、法等国生活,懂英文,1893年被委任为驻英使馆参赞。他曾先后担任《时务报》《昌言报》的“英文报译”工作,译有小说(如《长生术》)、时论等,其译文平平(参阅郝岚《从〈长生术〉到〈三千年艳尸记〉——H. R.哈葛德小说She的中译及其最初的冷遇》,《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正因为曾广铨难以驾驭斯宾塞难度极大的思想性文本,主办《昌言报》的汪康年才邀请章太炎担任笔述,将译文书写董理成形。

  《斯宾塞尔文集》用语力求古雅,大量用词取自先秦两汉典籍,殊难索解,而这恰是章太炎此时期文章的风格。《斯宾塞尔文集》两篇译文的大量古语,和章氏其他作品中的用语相同。人的语言风格很难改变,由此可见章太炎对译文的经营。这里仅举几例。比如《论进境之理》谓“声音抗坠,筋骨廉制”(《昌言报》第二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32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第70页。本文所引《昌言报》均为该本,以下间或随文夹注);《訄书》初刻本《儒墨》篇则有“儒者之颂舞,熊经猿攫,以廉制其筋骨”(《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论进境之理》谓“又观之水陆之交,其地舄卤”(《昌言报》第三册,第141页);太炎《代议然否论》则谓:“堕高堙卑,舃卤化而膏泽”(《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第17页)。《论进境之理》谓“则又以爱恶相攻,而变相亦自是繁矣”(《昌言报》第四册,第202页);《訄书》初刻本《独圣》(上)则有“天地之间,非爱恶相攻,则不能集事”(《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第102页)。

  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第28页。按,笔者未曾找到1893年伦敦出版社的Mr. Herbert Spencer’s Works,曾就此向姜义华先生请教。姜先生回信称,昌言报馆的书后来去向不明,他已记不清是在上海图书馆还是复旦图书馆读到该版本。

  韩文载(台北)《编译论丛》第3卷第2期,2010年9月(其说见第60页);黄、韩之文载沙培德、张嘉哲主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其说见第143页)。

  这是经过斯宾塞本人认可或修订的三个版本,其他本子都是以这三个本子为基础的重印本。经笔者比对,姜义华、黄克武、韩承桦选择的版本乃1891年“图书馆版”,而王天根选择的1911年选本实际上依据的是1868年的“铅印版”。

  《本馆告白》,《昌言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年8月17日),第61页。汪康年起意翻译《斯宾塞尔文集》,和严复的引介有关,参阅王天根《严复与章太炎社会学思想的对峙与交流》(《广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以及黄克武、韩承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及其影响:以严复与章太炎的译作为例》(沙培德、张嘉哲主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

  斯氏《论文集》1868年版在封面后一页的《通知》中说:“由于美国的编辑对论文集进行了重组,以至于每一卷都和在这里(按:指伦敦)发行的第一、二卷不一致。除了两卷被重新编排的差异外,美国版还有一个区别,即添加了一篇比其他都更晚近的论文,标题为‘穆勒与汉密尔顿——真理的检验’。” “Notic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8。1890年,斯宾塞重新修改编辑三卷本《论文集》时,在《前言》中也解释之前引入美国“铅印版”的情况,说:“那时,前两卷的原始版本售罄,不同定名以及论文不同编排的美国重印本已经产生出来了,从经济层面考虑,我接受了输入美国铅版直接印刷出可以连续供应的两卷《论文集》。而第三卷,则根据需要,在这边印刷,部分来自美国版,部分来自英国版。”Herbert Spencer, “Prefac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I,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p.III.

  最初在《威斯敏斯特评论》刊发时,这两篇文章在每个单数页的页眉处都有小标题概括该部分之内容,但这些小标题和1868年版斯氏《论文集》拟加的小标题并不相同。

  指英国音乐史家、作曲家、音乐家查尔斯·伯尼(Charles Burney,1726—1814)。

  笔者手头有这一版1875年的重印本,其正文完全与1868年版相同,唯书前有“Mr. Spencer’s Recent Works”(即“斯宾塞先生近期著作”)一则广告,其中提到的《描述的社会学》(Descriptive Sociology)第四卷“非洲种族”,出版于1875年。

  上一篇:张丽:19世纪后半期新西兰华工淘金热的兴起与排华立法的出台下一篇:徐秀丽:年代的饮食儿女——读章瑞荣家信

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