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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及其基础性意义

发布时间:2020-05-17 06:48社会 评论
正如实践包含活动与关系两个高度关联的方面(马克思常常将活动与关系相提并论),社会存在概念也应从活动与关系两个层面把握。前面有关实践活动层面的探讨,就已经融入了社会关...

  正如实践包含活动与关系两个高度关联的方面(马克思常常将活动与关系相提并论),社会存在概念也应从活动与关系两个层面把握。前面有关实践活动层面的探讨,就已经融入了社会关系的内容。不过,部分地鉴于总是存在着某种以活动排斥关系的激进理论的困扰,实际上也是因为社会关系本就是社会存在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更集中地展开马克思社会关系思想的讨论。

  马克思有关社会关系的思想,应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关人的本质的经典表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4)相比于马克思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那个“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的论断(其实是费尔巴哈同一论断的复述),这个“社会关系总和论”显然是一个飞跃。而且,因为其间还经历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感性对象性、社会的感性及其社会作为“人与自然的完成了的统一”的论证与阐释,因而,“社会关系总和论”不只是对人的本质的定义,也是对社会关系的存在论意义的确证;社会关系不仅巩固社会存在,而且本身就是社会存在的实现形式。

  社会关系是交往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定会形成关系,“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65)关系是人的世界亦即社会的特有表现形式。但这里讲的社会关系,是指“一切社会关系”,而不只是作为历史生产四个要素中的“社会关系”。“一切社会关系”是社会存在中的所有关系要素,既指人与人的关系,也包含人与各种社会生活要素的关系,诸多社会关系反过来以社会事实的样态规定着社会存在。“一切社会关系”是在普遍交往中呈现的诸多复杂社会关系,如个体、市民社会、分工、职业、社区、城市、族群、国家、人类等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各种社会形态,无论前现代的社会还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社会主义及主义社会;还有不同的社会样态,如经济的、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生态环境的,也都会构成相应的社会关系。(66)本质地说来,“社会关系总和”不只在于指认了哪些社会实体及其关系,而是将诸多属人世界里的杂多关系把握为普遍的和有机的联系,从而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和创造性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并不与其主体即人相对立,恰恰相反,其要求不断从人的发展以及人的解放的内在要求中吸取滋养及其批判性资源,并使这一结构实现自我批判及其历史进步。

  社会关系总和论针对的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其基本面即在于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关系。通常而言,这里的社会存在,容易被片面地分化为个人与共同体,进而形成两种在理论上高度对立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既不会认同传统的共同体观念,也不会认同近代以来流行的个体主义观念,其群体本体到个人本位再到类本位的主体进路,显示由传统的共同体,经个体再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建构。马克思之批判保守主义的历史法学派与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更一般地说,对王权及其封建主义的批判,即直接蕴含着对传统的共同体观念的否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其表现就是在无神论及主义招牌下贩卖教的“爱的宗教”,“把主义变成爱的呓语”,“真正的社会主义”使用的还是空想社会主义、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语境中的人类社会概念,并没有进入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社会化的人类及其人类社会。通过对传统的共同体概念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多重个人存在形式,如“感性的个人”、“世界历史的个人”、“直接生命力的个人”、“社会关系的个人”、“个人本位”,这些“个人”一并扬弃于“自由人联合体”,“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67)在“自由人联合体”以及“世界历史性的个人”等结构及其理念下,马克思明确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68)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强调共同体的作用以及强调个人对于共同体的归属。“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69)这里的共同体,显然不是传统社会那种压制甚至否定个人自由的共同体,其实也不是简单服从于工业时代的机械团结式的或现代科层化的制度“铁笼”,而是能够建构起有机团结模式、因而使每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是一项长远的历史筹划,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共同体必然要转变为现代的共同体。

  马克思当时最为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本身的转变。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国家不过是在分工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为了调和基于“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特殊利益”与基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的矛盾而出现的“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70)因此也将随着分工而消失。但同分工一样,国家的消亡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与此相关,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是国家的社会化,这就是国家从其抽象国家与国家融入世界历史民族及其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基于此,马克思自觉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乃民粹主义的极端形式)。1843年,马克思在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时,即已同赫斯与切什考夫斯基等的民粹主义区分开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专门批判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及其无政府主义;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在此后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巩固和深化过程中,除对观念史观、保守主义以及自由主义进行坚决的回击时,马克思始终在展开对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而整个马克思主义主流更是一直在努力批判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并克服和消除相关极“左”思想及其恶果,维护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关系是社会存在的题中应有之义。因将“社会关系总和论”自觉地嵌入唯物史观及其历史进步论,也因社会存在的多样性表述,因而成功实现了从社会结构向社会形态的转化,通过实证科学方法,实现了对现代社会及其转变发展的科学分析。通过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在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中,强制性分工、拜物教以及劳资对立,个体屈从于虚妄的共同体、乡村与城市的矛盾、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均表明社会关系的异化状况,也是社会关系离弃社会存在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关系总和论”蕴含了一种多样化的现代发展筹划,通过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自觉批判,马克思将其社会理论具体化为人与社会以及东西方不同地域、民族及国家的多样性的社会发展观念,东方社会思想应当属于“社会关系总和论”的具体表达,而不是什么“他者思想”。

  我们有理由将“社会关系总和论”看成是古典社会理论的重要原理,就其存在论性质及其对整个社会理论传统的奠基而言,亦可看成是社会理论的第一原理。我们知道,孔德与斯宾塞在创立实证主义社会学时,并没有摆脱社会结构理论(社会静力说)与发展逻辑(社会动力说)的二分模式。孔德的实证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只不过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71)的“抽象的经验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缺乏马克思社会存在概念的哲学人类学内涵。在价值观上,孔德与斯宾塞在共同体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义上各执一端,与马克思强调的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相去甚远,其实,马克思对实证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批判也分别适用于对孔德与斯宾塞的批判。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并无社会存在的基础,实际上延续了孔德式的“抽象经验论”,亦无法凭靠其自身通向历史进步,其社会团结模式的构建的确反映了社会关系的有机性,但因为先行摒弃了人的感性活动及其感性关系,因而依然还是一种强制性的结构模式,社会存在概念在涂尔干那里完全是缺席的。对韦伯而言,物的关系的确要求转化为社会关系,但社会关系同时也转化为物的关系,正是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形式理性(科层化)的方式抽掉了社会关系的实质理性(价值内涵)。对韦伯而言,社会关系的物化性质并不承诺一个赋予历史进步意识的社会存在概念,至于个体与共同体的矛盾,如果无力寻求一种支撑社会进步的持久动力,同样是无法解决的。当然,被韦伯发展到极致的欧洲中心主义文明社会观,使其无法实质性地分析东方社会。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如何克服个人主义、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始终是一项难题。自《布鲁姆提纲》(1928)之后,卢卡奇本人一直受到批评,其晚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已经转变为对个人主义的高度自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不仅始终从本体论上一般地否认个性在存在中有资格对社会生活的本原和基础起规定作用,而且还证明了只有当人类发展过程达到某一特殊阶段时才能产生从单一性到个性的发展,因此,个性乃是人类全部存在基础的演变过程的一种特定产物,以这一过程为基础的个性无论如何也不是一种能够从本体论上为社会性奠定基础的存在形式。”(72)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关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感性个人焦虑、压抑及其虚无体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即反映了这一倾向。古尔德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则是在六八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结构化与激进化背景下,马克思社会存在论的个体化建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即是以“社会的个人”为“本体论主体”并指向于“共同体个人”的社会本体论。“社会是一个被构建起来的实体,而不是一个基本的实体;社会仅仅存在于构成社会的个人之中并通过这些个人而存在。”(73)古尔德力图通过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从而赋予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一种多重复合的解释,以“重新建立社会个人的共同体”。(74)但明眼人可以看到,这样的努力其实还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延续,其对个人的理解与马克思所讲的“感性的个人”是有区别的。

  在对马克思社会存在概念进行前述讨论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的思想。对马克思而言,确定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及其位序,不仅不是否定,而是要在新唯物主义暨唯物史观中重新勘定哲学基本问题。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给出过著名判断:“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75)不过,恩格斯描述的主要是观念论或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位序,而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位序,正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即认识论哲学通过确立思维或意识(“我思”)的先在性从而巩固起来的。法国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实际上要求颠倒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是存在与思维、进而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但旧唯物主义只是以自然界为对象,而撇开了人的世界即社会历史,因而才出现物与人的抽象对立,而“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76)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基本问题必须置于社会生活与实践。正是在那里,以物质生产为本体构成了社会存在,既合理地延续了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及其世界观,在社会存在概念中,物质概念是被巩固、而不是被弱化了,而且,后来被定义、但本身就是马克思哲学内在形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也得到了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的双重确证。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及其位序,也实现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位序的两步转变或提升:一是从思维与存在的传统位序转变为存在与思维的位序。这一转变意味着观念论向唯物主义在存在论基础上的根本转变,物质对意识的决定关系被确定下来,而且哲学基本问题也回到传统哲学的术语表达形式。二是从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提升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仅仅回到存在与意识的表达,不过是回到超验的观念论传统,提升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才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及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表达式。

  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不是如存在与意识之间那样仅限于必然性逻辑的决定与反映的关系。换句话说,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都不是既定和给定的,社会存在是在人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同样,在人的实践并基于社会存在形成社会意识,因此,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一方面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与支配,并要求从社会存在本身来揭示社会意识的产生及其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意味着社会意识的生成及其对社会存在的对象化,以及社会意识以何种方式解释和影响社会存在。

  马克思将社会存在的分析延伸到了对社会意识的批判性分析中:一方面使知识与社会意识的批判与理解结合起来,建立了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通过使意识转变为知识与理论,也建立起了真正的实证科学——从而也建立起具有批判与实证精神的社会理论。

  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不仅要揭示社会存在,包括与一般的市民社会相关联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以及国家,还要揭示社会意识的形成。“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77)马克思是在阐述历史原初关系的四个方面之后才转人讨论意识的,表明意识对于社会存在与生俱来的从属性。这里的意识实际上是社会意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78)马克思并不承认脱离社会存在的传统意识哲学或认识论哲学的“意识”,那种“意识”实际上只是抽象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79)其本身就是非对象性的和非社会性的。

  正如马克思只承认社会存在一样,其所承认的意识,就是社会意识。在马克思那里,意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已经转变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这本身也是马克思推动的存在论的具体表达。马克思面对的是一个被笛卡尔颠倒了的意识(“我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即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反过来决定存在,存在被看成是意识的谓词或被规定者,这一倾向经黑格尔对存在的抽象及其思存同一性论证之后,进一步提升为完成了的理性主义,青年黑格尔派则通过自我意识反叛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在施蒂纳那里甚至发展为利己主义的极端形式。马克思则告别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且促使意识本身祛魅,“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0)马克思这里用的是意识的本义,意识本身就是存在,其实是抽掉了意识的自我主体性,也否定了意识哲学或认识论关于意识的表达方式。依卢卡奇的分析:“一切认识论上关于思维和存在何者在先的选择都是错误地提出了问题,都是消除二者本质差别的一种抽象。”(81)但卢卡奇未曾意识到:以超验的存在来规定社会存在进而构造意识的本体论将不再成为可能,社会存在沿用了“存在”概念,也要求否弃存在的超验性或超感性,而以感性的现实生活过程来表述自身;社会存在是不同于存在的专词。

  从属于意识哲学的所谓“意识到了的存在”,不过是狭隘的意识本身的规定性,马克思认可的意识,有别于传统的非对象性和非社会性的自我意识,实是社会意识,而“人们的存在”,亦即社会存在的感性表达,即现实生活过程。因为先行将存在转变成社会存在,因而,当把意识还原为存在并确定为社会意识时,社会意识也要求统一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规定,也就直接体现为现实生活对于社会意识的规定。“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82)社会存在或生活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要求超越自然本体论的简单因果逻辑,也要求批判抽象存在论的先验与超验逻辑,特别表现为从超验的、实体性的存在到社会历史性的社会存在的转变及其社会意识的历史生成。一如卢卡奇所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一个社会过程,不可能象在自然界中那样,以一种通常的,简单明了的因果方式表达出来。”(83)社会存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感性的和关系性的,是受感性活动与感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也越来越表现为客体与主体、对象化与自我确证以及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体现为社会世界诸多构成要素的复杂而丰富的关系。

  社会意识不再具有独立性,本来就没有历史的社会意识并不具有先天历史基础(在马克思那里,各种看上去独立存在的社会意识本质上都是“形而上学的幻影”),社会存在的直接出场,使得“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84)对意识的非历史性的揭示,指向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由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关系,以及伴随的对自我意识的批判,直接形成了意识形态批判。

  对马克思而言,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并非否定、而恰恰是要还原社会意识的社会性质。经过意识形态批判之后,意识的存在方式实际上已经成为知识。“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对象性的关系”。(85)物质生活的生产当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但是,“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86)因此,所谓“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就是强调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自觉意识,也是对社会存在的认识、解释与规范。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批判及其意识形态批判指向一项理论任务,就是终结思辨哲学,转向实证科学。“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线)基于抽象观念、实则颠倒反映社会存在的虚假观念即意识形态,基于社会存在的乃是真正的知识,并建构一门有可能涵括整个现代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意识作为意识到了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理论性。“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88)由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直接开显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因此,从意识到知识的转变,从思辨哲学到“实证科学”或“历史科学”(“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转变,以及意识向理论的转变,实际上也意味着“哲学”的终结以及包括经典社会理论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的真正开启。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虽然集中讨论的是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哲学及其社会理论的整体性的探讨,由此呈现马克思哲学在学术、理论及其话语方面的生长性与拓展性。这一努力也呼应着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任命与要求。

  其一,弄清核心概念有益于切实推进理论研究的创新。核心概念涉及理论硬核,而硬核的突破,可能意味着整个研究范式的突破。社会存在概念,本身就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关键性、轴心性和总体性概念。社会存在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对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及其理论彻底性、社会存在在活动与关系两个维度的统一、马克思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新理解、马克思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理论基石,本文对马克思社会存在概念的分析,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大研究范式(即以实践观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与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会通,30多年来,这两大范式在学术研究中在一定程度上是区隔开的。其实,这里面已经隐含着、但尚须进一步阐释的会通,是上述两大范式与同样表述着马克思哲学本质精神的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会通。如果社会存在总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并基于社会生活规范物质生产,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既包含、也重构了物质与意识,那么,这三大研究范式的会通就是必然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根本的观点,但其恰恰是在充分领会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存在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辩证唯物主义在通向历史唯物主义时,必然要求蕴含社会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显然也贯彻着唯物辩证法。实践观或实践唯物主义可以看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理论贡献,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自觉探索与理论表达,通过社会存在概念的深入把握,也理应促使实践观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范式、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贯通起来,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尤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理论力量。

  其二,突破西方哲学传统并识别当代西方哲学,更为准确深入地把握和运用社会存在概念及其马克思哲学精髓。马克思哲学是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的结果,由此,克服以西方哲学固有的概念框架来把握马克思哲学,应当成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前提。在这一方面,我们近些年的探索过程本身就需要做一些反思。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本身就是突破西方既定的存在概念及其存在论范畴的结果。不过,有关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研究还是过于依赖于西方哲学传统。一度以来,对西方传统存在概念以及存在论的研究可谓成果迭出,(89)并与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研究相结合,产生了一批可观的成果。然而,吊诡的是,越是停留于西式存在及存在论范畴及概念的辨析与表述,就越是难以切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从某种意义上,对传统存在概念以及存在论的研究,反倒不利于对马克思社会存在概念的领会。另一方面,在当代存在论的探讨上引入海德格尔的资源十分必要,不过,如同过多倚重强调个体存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源一样,过多地依赖于海德格尔式的非社会性的存在论思想,同样有可能阻碍对马克思社会存在概念的把握与领会。尽管海德格尔批判了存在主义及其人道主义,但完全无意于面向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之路仍是一条回返之路,无法以之把握马克思面向现代世界历史的社会存在概念。正如当初在理解马克思的存在论时需要诉诸海德格尔,今天在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倒有必要离开海德格尔。在这个意义上,揭示和阐发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根本的问题在于实现马克思思想与当代实践及其历史的会通。

  其三,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科学及理论体系,特别需要核心概念及其基础理论的支撑。核心概念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涉及整个理论硬核及其理论结构。社会存在概念不仅是马克思所开创的现代哲学的核心概念和基础性概念。通过对现代社会也即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市民社会的实践批判以及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建构,马克思确立了社会存在概念,在完成面向唯物史观暨新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建构、开创经典社会理论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时,也真正地开创了现代一般社会科学,进而使社会存在概念成为现代一般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较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相比,进而也同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概念以及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相比,社会存在概念对于现代一般社会科学的基础意义显然更大。然而,与这种理论定位及其要求相比,现代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则已经习惯于实证主义的学科与学术模式,从而越来越不可能形成对马克思批判性的社会存在概念的理论自觉;而要真正使社会存在概念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构的基础性概念,同样需要不断积累,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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